香港大学法学博士、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胡凌就曾指出，自打我们从农业社会逐渐迈入城市商业社会，从熟人社区转向陌生人的社区，我们就更注重隐私了，所以建筑材料被要求更加隔音、窗户要更加阻光，人们也更倾向于生活在大大小小的“鸽子笼”中。

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《脱贫攻坚|河南扶贫农产品搭上101对服务区"快车"》事实上，谢长廷出任“驻日代表”前曾接受《日本经济新闻》专访，谢长廷当时表示，他派“驻日代表”有两个象征意义，“一是代表蔡英文方面非常重视对日关系，其次，自己并非涉外官员，代表往后双方的关系不需要有太多对立性的交涉”。台湾《联合报》评论称，从谢长廷谈话中感受到他对日本情感浓厚，昧于现实。谢长廷会是我们送到日本的人质，还是“驻日代表”?